《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19世纪末叶，清政府极端腐败，当时的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门，也震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马建忠作为当时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也在探索科学救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掌握知识的载体——汉语太难，难的原因是“隐寓”在汉语中的“规矩”（语法规则）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就使得国人“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这样，要想与“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文通·后序》）。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有《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

马建忠还是位杰出的外交家，参加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现在韩国国旗图案即是马建忠的提议。

马建忠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又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长期从事中、西语之间的翻译工作从而具有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把撰写语法著作视为发展民族文化、振国兴邦的良策之一。加之马建忠还有一位同样精通西方语言、著有《拉丁文通》、并多年从事双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哥哥马相伯可与商酌切磋。所以，经十余年的勤求探讨，马建忠终于完成了三十余万言的《马氏文通》。如果没有马建忠，中国语法体系的建立，恐怕会更晚一些。

语法著作一经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语法著作的研究与评论，这种研究与评论，姑且称之为语法学批评。百年来的中国语法学批评，几乎是以对《文通》的评论为主线的。把这成百上千篇（部）的评论文章和著作汇集起来，真可称得上“《文通》学”了。ARTX.CN

《文通》既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也是中西方文化开始结合的产物，因此它首先受到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热情称颂。即使对《文通》多所指责的书或文章也都对它的价值和开创之功给予肯定。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序》云：“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40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缪子才说：“鄙人对于《马氏文通》，钦其精博，谓作者心境极虚灵，而眼界极宽阔也。”（注：《〈马氏文通〉答问》，1931。见《马氏文通研究资料》。）《比较文法》称《文通》“是第一部沟通中西之大规模的创作，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

《文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注：《介绍严复为〈马氏文通要例启蒙〉所作的〈序〉》。）可见《文通》曾一度受到冷落。语法学界真正对《文通》进行学术研究和评论，盖始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而且这些评论，除了指责它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外，主要是批评它机械模仿西方语法。

这类批评，时断时续，绵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正如邢庆兰师所说：“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书，不管是讲古文法的也好，讲国语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几乎都要把《文通》骂一顿。”（《中国文法研究的进展》）陈望道也说：“二三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

《文通》长期被批评为“简单模仿”、“生搬硬套”等，推其原因有二：其一，《文通》确实模仿了西方“葛郎玛”，这是作者在《后序》中公然声明了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氏有许多地方模仿对了，如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设定等都大体正确；也有些地方则模仿得不够恰当，如把“其”、“所”、“者”单独列为接读代字，是照搬西语的关系代词。如：“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按马氏的分析，“其出人也远矣”是个形容词子句，“其”是联接代名词，等于英语的who， “圣人”直接“从师而问”。这样分析，“巧则巧矣，但恐不合于说汉语的人的心理”。（《要略》）此外，把“皆”、“多”、“凡”等定为约指代字，“是受了法语语法的影响，因为法语的tout（皆，凡），plusieurs（多）在用作主、宾语的时候都算作代词”。（注：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还有，为汉语立“次”，是套用西语“格”的范畴。（注：《文通》模仿失当处，请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及拙文《正确评价〈马氏文通〉的模仿与创新》。）从这个角度说，人们批评《文通》模仿，可以说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的。问题出在不该不分对错地一概反对模仿，不该以偏概全，把它局部的不适当模仿夸大为全部语法体系的机械照搬，甚至将《文通》贬称为“拉丁文法汉证”。更不该用他的模仿来掩盖他的发明与创新。《文通》除了在一两处明言是“华文所独”外，还阐发了许多汉语独有的语法规律。关于宾语前置，《文通》指出：“凡外动字状以弗辞，或起词为‘莫’‘无’等字，其止词如为代字者，概位乎外动之先。”如“不我击”、“不已知”。（269，658。此数码为《马氏文通读本》页码，下同。）还指出有例外，如“弗为之”、“不击我”。（272）《文通》说：“询问代字凡在宾次，必先其所宾，不先者仅矣。”如“吾谁欺”、“谁与嬉游”。（132 ）又说：“凡止词先乎动字者……率间‘之’字。”如“何古之法”（424）。 对仅见于《左传》的介词宾语前置的“私族于谋”（谋于私族）、“室于怒，市于色”（怒于室，色于市）（438）等几个句式，马氏也没有忽略。此外，《文通》对古汉语各种被动句式作了全面论述（275—284）；对分数表示的各种方法考察也极为精细（220—221）。兼语式也是由马氏首先提出的。凡此种种，都是马氏虽未明言但确实属于“华文所独”的，也是无从模仿的。

其二，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国人对外国的东西知之甚少，存有一种自发的排拒心理，甚至将这些东西视为异端邪说而要加以“打倒”。细读某些对《文通》的批评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并未读完全书，至少是未深入读懂它。他们引来作为批评目标的，不过是《文通·例言》中“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或《序言》中类似的几句话。其实，“马氏之书，有理论先后自相矛盾者；有理论不误而例证说明与之相抵牾者；（案：也有《序》中所说原则与书中所述不同者。）有例证轶出理论之范围者；有马氏误而宜从他人之刊正者；亦有马氏自成体系，不能谓之误，而刊正者未悟其旨者……读者宜一一究心，然后乃能有得”。（注：见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如果不了解《文通》的这些特点，只看他的声言，而不看他对语言事实的具体分析；只看局部，而不通读全书，就去进行评论，那就难免出现偏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问题，马氏常徘徊于模仿与汉语特点的确认之间，比如对“犹”、“若”“如”后面的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语，马氏说“以为止词，或为表词亦可”。（313）诸如此类，也常令人不解从而加以究诘。不过，有些问题分析起来的确可此可彼，颇为棘手。就是到今天，我们仍然有不少这样的困惑，何况是百年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马建忠呢？

朱德熙先生《汉语语法丛书·序》说：“《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文法而为人诟病。其实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于马氏了。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前期《文通》研究和评论工作的小结。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势必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国外文化先进的东西逐渐被引进和吸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作为对一个世纪前中外文化结合产物之一的《文通》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语言学界前辈们以其高深的学问和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导夫先路，把《文通》研究引向更科学的轨道。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人们常说《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语法的。但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文通》的内容，然后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来，在语法学的初期，以西洋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是不可避免的事。”又说：“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看《马氏文通》。”吕叔湘先生以他博古通今、兼通中西语言的学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充分看到了《文通》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他说：《文通》……在今日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著作……除开创之功不可泯没外，正在于著者自己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让它尽量呈现。继马氏而起的语法学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内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决的解决了，把难于解决的掩盖起来。他们的体系看起来比《文通》干净、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读者的思考。

《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读《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露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问题的本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讨。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马氏文通》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许是马氏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注：见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

1980年，吕先生为商务印书馆重印《马氏文通》写的《序》中，再次向读者推荐《文通》，说那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他指出了《文通》的三大优点：收集了七千到八千个古汉语例句，迄今没有哪本书超过它；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力求找出规律。有许多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规律由它首次揭示出来；分析语法，常常涉及修辞。同时也指出它运用术语不当、某些词归类欠妥、既用“词”又用“次”，叠床架屋、句与读车翏轕不清等缺点。 　　为了给社会提供一部更具可读性的《文通》，从1978到1984年间，吕叔湘先生指导并与笔者一起完成《马氏文通读本》。1984年，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出版，吕先生作了详细校批。在吕先生指导并亲自参与下对《文通》进行的这长达十余年的“勤求探讨”，使我们对《文通》的认识更趋深入和全面，应该说《文通》研究因此而向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