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19卷，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后学关于“四书”的讲义或精义之类的书很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仅福建朱子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就有150种之多。其学风基本上都是重义理而轻训诂，形成了不空谈、务致用的传统。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上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可以说， 《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不可低估。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县（原属徽州地区）人。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诣赠"太师"，封"徽国公"。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它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所以仕途颇为坎坷。晚年个人失意，国家也日趋崩溃，他在寂寞和痛苦之中，一方面发愤著书立说，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慕名而来者很多，由此创立了在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死后，送葬弟子竟至千人。生平著述极丰，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

包括《论语》在内的这些儒家经典，在先秦并没有受到重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其思想的传播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西汉初年，占统治地位的是道教的黄老之学。只是到了汉武帝之时，著名的汉儒大家董仲舒以贤良对“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此后，孔子的思想受到了统治者及思想界的推崇，于是，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语》也就被奉为圭臬。儒家学派的重新盛行和儒学思想的官化与神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而，《大学》、《中庸》、《孟子》三书，并没有受到汉儒的重视。比如，当时《论语》已为专门之学，有专人传授，而《孟子》虽然时常被人称引，却未见传人。《汉书·艺文志》把《论语》列为六艺类，即后世的经类，而把《孟子》列为诸子类。这说明在刘向、刘歆、班固等人的心目中，《孟子》连做六经传记的资格都没有。《中庸》与《大学》著者说法不一，至今不明。这两篇儒学著作被汉人戴圣收入《礼记》一书中。它们在当时的影响也很有限，《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中庸说》二篇。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然而，也有人批评孟子，如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都对孟子指批过。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论语》并列。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特别是到了朱熹，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将这四部书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此外，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对于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与发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和提炼，朱熹的功劳不可磨灭。《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发挥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因此，有人说它的地位几乎和欧美的《圣经》、阿拉伯国家的《古兰经》相等。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四书集注》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